20世纪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美学主潮在理论上具有一系列历史性的对立；它们的形成与发展也都有各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决不是偶然出现的。
一 两种倾向：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两大主潮——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就其理论倾向而言，大体上表现为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冲突。
西方传统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并无根本冲突。早在古希腊，人已被看作理性的动物，人对世界的科学认识与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视为人之为人、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文艺复兴之后，中世纪人对神的依附、盲从与迷信为人对自身理性的肯定所代替。自然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无限提高了人对自身理性（主要是科学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则来建立一个新世界，成为17、18世纪西方先进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一切过去的事物都要被拉到“理性法庭”上加以重新审视。那个时代，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完全一致的，理性原则是人本主义的核心尺度。
但是，19世纪开始，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出现了裂痕。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体系尚占统治地位之际，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亦已诞生，紧接着是尼采哲学问世。他们两人的人生态度不同，一持悲观主义，一持乐观主义，但高扬生命意志、贬抑科学理性的倾向则如出一辙。这样，人本主义内部就出现了分歧：人的本质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现代人本主义就从此转向了非理性主义。而坚持科学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思潮等则逐渐脱离人本主义而走向科学主义。
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体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对“科学”的理解。
在近代西方理性主义鼎盛的17、18世纪，从笛卡儿到康德，都把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康德在对“纯粹理性”作“批判”性考察时认为，只有自然科学与数学才算得上“科学”，只有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人类的科学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这样，就在实际上把人文科学完全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这种传统“科学”观首先遭到叔本华与尼采的攻击，但他们对科学的范围并无不同看法，只是对自然科学及与其相关的科学理性进行抨击，认为理性压抑了人类的生命意志。现代生命哲学的创立者、“解释学”之父狄尔泰则把人文科学也纳入真正科学的范围之中。他认为，整个世界是由自然世界与人文—历史世界两大部分组成的。自然世界是机械的，人文世界则充满着生命的跃动、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创造。与此相对应，人类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部分。由于人文世界极其广泛，包括人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人的生命和经验及其各种表达形式，因此，若用纯机械的、因果论的自然科学方法是无法把握的。有生命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只能用精神科学的方法即解释学方法才能理解和说明。这样，狄尔泰就为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夺得了一席“科学”的地盘，以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与此相关，他看到了自然科学理性的局限，即不能把握人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