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美派不同，法国派女权主义批评更关注女性写作的语言和文本，更多地体现出解构主义的特色。其代表人物对“女性本质”论和“女性文学传统”的命题均持怀疑态度，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固有的“女性文学传统”，客观上反而有可能维护父权制的文学史观；她们的批评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解构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某些思想，面向未来，重点放在“女性写作”上，希望建立一种标举差异的文学乌托邦式的符号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克莉丝蒂娃、西苏和伊瑞格瑞等。
朱莉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原籍保加利亚，大学时学习文学，担任过一家报纸记者，1966年获得法国一所大学博士奖学金，遂移居巴黎至今。在巴黎，她得到过托多洛夫、戈德曼、巴特等结构主义大师的指导和帮助，从中吸取了符号学、语言学的许多思想，但她并未受此局限。后来她加入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团体“太凯尔”，成为其主将之一。她广泛学习、研究当代西方各种重要的学术思潮的成果和方法，如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她都加以研究，都有所吸收，也都有所扬弃，形成了她自己不遵循任何一种学说和思路的独具一格的理论风范。1974年她访问中国，关心中国妇女的命运，后出版了《关于中国妇女》一书，提出了要历史地、文化地看待中国妇女，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同妇女解放的历史是一致的”[22]观点，并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离开了妇女解放，男人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作为女权主义者，克莉丝蒂娃首先着重分析语言、文化上妇女被压抑、排斥的地位，她说：“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外，而确实有些‘男人’熟悉这种现象；因为这是有些现代文本从不停止表示的东西：验证语言和社交行为的限制性，如法律和犯罪、统治与（性）快感，而从不规定一种是男人的，另一种是女人的。”[23]换言之，一切都属于男性，女性连在语言、术语中也无丝毫的位置。但克莉丝蒂娃并不一般地主张男女平等，而是显得更为激进。她甚至认为不应也不可能界定“女人”，“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人能‘成为’的某种东西”[24]，要界定女人实际上是把女人当物看待，就是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地位。而且，女性的这种不可界定的边际地位，模糊了男女的明确界限，也就具有了消解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特殊意义。其次，克莉丝蒂娃提出了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她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论，认为象征秩序与父权制的社会文化秩序相联系，而符号学则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女性密切相关；符号学不是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隐匿于象征语言内部，组成了语言的异质、分裂的层面，颠覆并超越象征秩序，这也正如同女性既处在男性社会内部又遭到其排斥，被逐至它的边缘，从而模糊了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界限而产生颠覆父权制社会的作用。这样，符号学就具备了解构父权制二元对立的女权主义的意义。再次，她也重视母性的意义，认为女人生育子女并不意味着她不能从事专业工作，相反，生育始终与文化活动相一致，因为在孕育生命过程中女人能更深刻理解生命的内涵，所以她不同意波伏瓦认为母性功能有罪的观点，而是从解构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将母性看作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怀孕和生育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的对立”。[25]这样，她的符号学就具有某种反抗男权中心的革命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