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女权主义批评中，除了英美和法国两大派以外，美国的黑人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总体上也归属于并丰富了女权主义批评，但同白人、异性恋的女权主义批评又显然不同，正如一位女批评家所说：“白人女权主义批评不能框定和领导黑人女权主义”。[36]而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与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批评之间，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不少共同点，一些重要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巴巴拉·史密斯和奥吉·劳德就既是黑人又是女同性恋者，而且，两股力量关系密切，互相影响，“在美国，女同性恋话语所受到的60年代中期的黑人运动的影响与其所受的被女同性恋看作先锋的妇女运动的影响同样巨大”。[37]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崛起，是与黑人妇女遭受到种族和性的双重压迫分不开的。黑人妇女一方面与黑人男性一样长期受到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在黑人圈里，她们还要受到男性的压迫。经受双重压迫体验而写出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自然与白人和男性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在男权中心社会中，黑人女性文学却经常受到冷落、漠视或曲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黑人女批评家和作家意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将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而视黑人妇女的经验为异端，这促成了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诞生”。[38]
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是不可分离的”[39]，即承认黑人女性文学创作和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和种族双重压迫密不可分，强调“批评者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政治含义而且将其与所有黑人妇女的政治状况联系起来”，这就把文学批评自觉地同社会政治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也就把女权批评定位为一种涉及性和种族政治的社会政治批评。其次，史密斯还同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一样，努力寻找、发掘黑人女性创作的传统。她明确宣称“必须承认黑人女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学传统”，她通过对大量黑人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她们在文体、主题、意象、审美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区别于白人、男性作家的特点，如她们作品中常常不约而同出现挖掘植物根茎、挖草药、念咒祈祷、当接生婆等相似的主题意象，这在包括黑人男性、白人女性作家作品中都很难见到。再次，史密斯还强调女权主义批评家应重视研究自身和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经验，而不要受白人男性创作标准的束缚，她说：“评论者首先应该了解和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她应该从自己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索和写作而不是用白人男作家的思想和方法去认识黑人妇女可贵的艺术资料。”[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