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詹姆逊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后现代文化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1984年发表的他称为后现代问题“分析论纲”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年他将有关这方面的论文结集出版，并以此标题作书名。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主要内容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概述。
首先是关于“后现代”的界定问题。詹姆逊明确肯定“后现代”是与“现代主义”时期在表现性质上有重大区别的一个新的时期或时代。他接受了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主导因素”论，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是多种文化因素并存的，既有过去文化的残留因素，又有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文化因素，而支配、决定该系统文化基本性质的文化因素则是文化“主导”（dominant）因素。他把这一观点应用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新变化上，认为只有抓住当今社会文化的主导因素，才能正确判断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性质是否已发生重大变化。他指出，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现代主义，曾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有过它的鼎盛时期。那时，它是开始从边缘地位向中心转移，40年代以后，它逐渐上升为社会主导性文化因素，50年代现代主义已跻身于意识形态中心地位，它的代表人物如毕加索、乔伊斯、卡夫卡等已被称为“大师”，他们的作品已被定为“经典”，这一时期明显属于现代主义阶段。但5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主义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急剧衰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出现了文化上的断裂（dical break）。一种趋于通俗化、大众化、杂乱无章、异质共存更迁就于个人经验的“新”文化（相对于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而言）迅速发展起来，并以铺天盖地、不可阻挡之势上升到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一个文化新时代的标志，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它“在意识形态上和美学上同现代主义决断”[223]而完全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