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近二十年欧美文学、美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革，那就是从以经典作品为基础的文学文本批评转向以考察各种形式的文化涉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为基础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二十年以前，支配英语世界文学、美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仍然是对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清晰划分。这一理论假设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精英主义。一方面，它认定少数“经典”文本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价值，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为美好和纯净的经验，因而与那些缺乏“内在美学价值”、以迎合大众口味为目的的通俗文本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假设认为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精英具有大多数人所缺乏的高雅趣味，能够体味到经典文本内在含有的价值。他们不仅是社会中一小部分唯一具备欣赏但丁、莎士比亚、波德莱尔、马拉美的文化贵族，而且掌握着以抽象的价值标准评判后来文本的文化权利。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为以探讨文本“文学性”（literariness）的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尽管俄国形式主义并不以“文学性”观念强调经典文学文本对通俗文化文本的超越，只是意在从语言层面对两类文本的“文学性”加以理论化，而且其本身也并不旨在挑战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社会、历史性的重视，但在俄国形式主义影响下的英美文学、美学研究自20世纪30代起就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念的偏离出现于并逐渐占据了以大学校园为机构中心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界。实际上，“文学”一词在拉丁语中最初仅指涉与口头交流相对的书写活动，至今在英语中仍含有区分识字与文盲的意义。在浪漫主义时期，“文学”一词逐渐由对学习和阅读技巧的指涉转化为与艺术、美学、创造性、想象性等相关的观念。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兴盛使文学研究最终完成了取代古典研究的进程，文学成为一种新的具有社会政治意义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相联结的文化力量。随着资产阶级支配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确立，文学逐渐扮演了某种强调国族和谐、消泯阶级冲突的角色，因为文学作品中所谓的超越性和对人类同情心的激发具有缓和冲突、缝合裂痕的审美效用。如果说文学在英国被认为能够帮助社会支配势力对工人阶级实行软性控制，使其暂时忘却充满利益争斗的现实，那么它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则更多与个人才能和社会地位的升迁相连。文学领域的训练能够帮助出身寒微的人摆脱困于农场或商铺的命运，跨入法院或教会的殿堂，进而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但无论文学在不同国度中具有多大角色的差异，欧美文学研究中最为显著的共同性是对自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代所形成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强调。文学的阅读和研究被认为具有陶冶性情、完美人格的功效，能够培养阅读者的想象力，使他们学会尊重真理、尊重公平道义的理性原则。根据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ony Easthope）的考察，文学研究范型的确立基于五种互为联结的理论前设：（1）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认识论；（2）某种特殊的教学实践，即所谓的“现代主义”阅读方式；（3）在尊崇经典、藐视通俗文本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领域：（4）研究的客体是经典文本；（5）经典文本是自足的完整体，而对其的研究阅读旨在找寻蕴藏其间的意义。[1]强调文学文本性的典型代表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兴、在20世纪40、50年代盛行于英美的新批评理论。这种理论排除作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对写作的影响，认为文本本身构成了一个与其他外在因素无关的完整客体，而阅读和批评的目的在于发现构成文学文本的统一主题及语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