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高雅与通俗之分在欧洲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已见端倪。尽管文艺复兴旨在以人文主义取代桎梏在神殿中的宗教文化，随之而起的新兴资产阶级也为某些通俗文化样式逐步取得合法地位有所贡献，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的分野并未消失。早在1869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一书中就表露了对18世纪末工业化过程中以都市为中心的“低级文化”借民主和教育逐渐普及得以广为流行的忧虑。20世纪以降，欧洲知识界仍受到文化等于文明命题的支配，认为“文化”仅存于人文学家所研究的文本以及对这些文本的研究中，“有机的文化”只可能蕴藏在故纸堆中。与此相应，这一命题强烈排斥伴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而生成的通俗文化形式，包括通俗小说、妇女杂志、通俗报纸、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等。在这些人看来，越“现代”的文化，越象征着文化的衰腐，花时间研究现代文化形式等于是与“现代病征”的串通和合谋，是对知识分子尊严的大逆不道和背信弃义。在这一反现代文化观的支配下，少量出现的通俗文化研究，也往往从其“缺陷”入手，以通俗文化缺乏“道德尊严性”或“美学价值”而予以否定。这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对“没有文化”的“大众”居高临下姿态的一种表露，其中通俗文化产品以该谴责的“他者”身份存在于文化中心之外。
对通俗文化的重估，以围绕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而形成的伯明翰学派的立场最为鲜明。战后英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强烈冲击着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精英主义，突出表现在所谓“学术界少壮派”（指那些凭借个人成就而非经济收入或家庭背景完成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诞生。伯明翰学派的重头人物，如威廉斯和霍格特等，均出身于工人家庭或来自中下阶层。他们带着在通俗文化中成长的背景登上学术舞台，改变了以往上层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对待通俗文化的疏远、敌意态度，将通俗文化从被谴责的“他者”转变为值得理解、研究的“我者”。同时，伯明翰学派的许多成员都乐于突显自己置身英国学术主流之外的身份。事实上，威廉斯、霍格特、霍尔早期都有长期担任成人教育教师的经历，这一经验本身就使他们有别于“教授文化”和“学院派”批评话语。作为成人教育教师，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在正规大学接触不到的次文化群体，并深切体会到英国传统教育制度的目标与学生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距离因为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日渐加大，校园和学生实际上成了两种文化力量角逐的战场，而50年代后商业电视在英国的推广，更使这种角逐加剧。在此情势下，他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通俗文化，以更切合时代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