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和研究的中心观念之一是重新确立空间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早在1980年，福柯就在《地理问题》一文中注意到空间和时间观念在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不平衡发展。与时间和丰裕性、辩证性、富饶性、生命活力等观念的密切联系相反，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16]1986年，福柯在《关于其他空间》中再次注意到，19世纪的特征之一是对历史的迷恋，对发展、悬置、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与时间相关的主题的关注，而20世纪末的当代则似乎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在福柯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刻；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17]
实际上，关于空间观念在后期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批判意义可以推前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亨利·列斐伏尔。根据某些学者的看法，列斐伏尔或许是30年代早期至50年代晚期引导和塑造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和性格的最有影响的人物。50年代以后，列斐伏尔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首屈一指的空间理论的倡导者。也许由于空间观念并未在当时成为理论思考的焦点，列斐伏尔的名字直到最近十年才被逐渐知晓。尽管他的许多著作尚未译成英语，但从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1991年英译本）以及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城市论文集》可以瞥见其空间理论的一斑。
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空间角度着眼具有两大明显的趋势。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重新结构使全球化现象日益蔓延，甚至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地方与区域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组成越来越与全球化趋势相互缠绕、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似乎成为战后竞相仿效的榜样。整个20世纪的世界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国家成为构造政治、文化、经济的基本单位，并在此之上展开无休止的所谓“现代化”过程。但无论这两大趋势具有这样那样的对立，它们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指涉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说是空间的重组。在这一总体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对空间进行理论化就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一环。列斐伏尔的著作首先批驳了将空间仅仅视为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的传统社会政治理论。根据他的看法，空间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的，并随着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列斐伏尔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是资本主义赖以长期生存的特殊“抽象空间”。他的空间分析旨在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空间的三个特殊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