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年一样，1966年的初夏，对于高三毕业班的学生说来，是充满期待、挑战与焦虑的。我曾经就读的光明中学坐落在淮海路、人民路交接的地方。虽然这里是闹市中心，但在这幢外观优雅的法式建筑里，高三年级的学生们的心却全系在走廊上张贴着的、全国各地高校的招生启事上。作为66届高中毕业生，尽管我对哲学已有了一定的兴趣，但我并不想报考哲学系，我的志愿是报考医科大学，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使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都在读书，姐姐已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就读，我的母亲操持着家务，全靠父亲的工资养活全家。作为大儿子，我希望早一点走上工作岗位，以缓解父母的经济压力。然而，这个高考的梦刚开始做，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史无前例的“**”开始了，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停止了招生，命运似乎已经永远把我们阻隔在大学的围墙之外了。还会有奇迹发生吗？
1968年9月，在经历了“**”造成的最初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后，我们终于离开了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四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热潮中，班里不少同学报名去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我没有报名，因为我不愿给父母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幸运的是，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第一工程处，成了一名电力设备安装工人。进入单位才一个月，我就被安排到四川渡口，参加502电站的建设。那个地方真远，坐两天火车到重庆后，还得再坐三天汽车才到达渡口。作为电力建设工人，我们住的是用芦苇席编织起来的临时宿舍，吃的是从外面运进来的一捆捆海带，很少尝到新鲜的蔬菜。当然，更难吃到猪肉和鲜鱼。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更可怕的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我们似乎被放逐到世界外面去了。除了《渡口日报》，这里几乎见不到任何其他的报纸，见不到像样的图书，当然更谈不上图书馆了。于是，我只好一遍遍地“啃”自己带去的《新华字典》。有一次，当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康熙字典》时，兴奋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正是对这些字典的阅读，使我对文字学，以及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我后来并没有走上治文字学的道路，但对语词意义和源流的分析，却成了我以后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显然，在那样的条件下，大概只有外星人才会去谈论“高考”和“上大学”这样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