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作史态度与“心术”
一、“书法无隐”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先从两件史事说起——
《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记晋国事说：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引者）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1]
这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事情。孔子是春秋末年人，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而且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个法度是久有传统的了。
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法度的观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太史书事的遭遇：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指崔杼——引者）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
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我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3]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西魏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4]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换言之，“书法无隐”就是直笔的主要含义；秉笔直书，就是董狐精神。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