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历史事实
一、采撰的得与失
中国史学历来推重信史。史学批评家往往从史家或史书对历史文献处理的得当与否、对历史事实和非历史事实的认识与抉择，来考察历史撰述是否符合信史的要求。
刘勰认为，史家“述远”难免“诬矫”，“记近”易生“回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他在《文心雕龙》卷四《史传》篇中阐述了这个见解：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1]
这一段话表明：前人提出的小心地对待“传闻”而慎于“录远”，都是遵循“文疑则阙”的原则而看重信史的。反之，出于好奇而产生轻率的做法，即“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必然导致历史记载的“讹滥”而脱离“信史”的要求。刘勰还指出，至于“记近”，则常为“世情利害”所影响，以致“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这又使同时代的人受到冤枉，实在令人叹息。
“录远”而生出“爱奇”之心，“记近”而囿于“世情利害”，这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是史家之大忌。因此，刘勰尖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说道：即使像司马迁、班固那样博通古今的严肃史家，还不断受到后人的批评；“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中也产生了新的弊端。刘勰所尖锐批评的“录远”以至“诬矫”，“记近”而生“回邪”的史学现象，正是这种弊端的反映。
刘勰的批评，推动了史学自身的反省。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把这个批评更加理论化了，同时也更加具体化了。刘知幾首先引证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2]的话，说明“史文有阙，其来尚矣”，只有“博雅君子”，才能“补其遗逸”，指出“采撰”是史家应当慎重对待的问题。同时他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这是优秀史家的必经之途。如左丘明的“博”而“洽闻”，司马迁、班固的“雅”能“取信”，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采撰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