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家具有讲求德、才、学、识的优良传统，四者皆备，是史学家修养的最高境界。其中，“史德”是指对历史事实的忠实、对史学事业的忠诚，二者密不可分。“史学”，是指历史知识和相关知识的累积。“史才”，是指对历史知识驾驭的能力和历史撰述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史识”，是指对具体史事、历史进程判断的能力和对史学这项事业、这门学问的理解能力。今天我们讲理论修养问题，主要同前贤所论史识直接相关，也同史德、史才、史学密不可分。
一、中国史学具有重视思想和理论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是较早对历史著作的内容、思想和表述进行评论的思想家，他在讲到事、文、义的内涵时，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视“义”[2]。孔子重视的“义”，是褒贬之“义”，是价值判断，而判断的标准是《周礼》。我们读《春秋》《论语》《礼记》等书，对此感受极深。显然，孔子时代的指导思想，是以《周礼》为依据的[3]。
孔子之后，大史学家司马迁强调“好学深思，心知其意”[4]，所谓“心知其意”，也是强调思想的重要。司马迁在理论上的许多论断，反映出他在这方面的深厚修养，如他指出：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5]
这是指出了事物变化的法则，以及这一法则背后的原因。又如，司马迁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