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遗产，本文试对此做一简要概述。这里，先从古代史学关于“论”的旨趣、传统和特点谈起。
一、“论”的旨趣、传统与特点
中国古代学人不仅有“论”的旨趣，而且有重视“论”的优良传统。在思想史上，如孔子后学所编《论语》，如《荀子·天论》，如王充《论衡》等，以“论”名书、名篇者累世不绝。在史学上，司马迁之父太史公司马谈是较早重视“论”的史家。司马迁这样写道：“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2]这是中国古代：史家明确提出“论”的较早的记载。其后，《史记》各卷卷末的“太史公曰”，班固著《汉书》于纪、传之末发表议论，谓之曰“赞”。其实，“太史公曰”与《汉书》的“赞”，本质上都是“论”（这种“论”的形式，可以上溯到《左传》中的“君子曰”）。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末评论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云云。这里，也用了“论”字。
到了南朝宋人范晔撰《后汉书》，重视“论”的自觉程度就显得十分突出了。他不仅在纪传的卷末既有“论曰”，又有“赞曰”，而且对他所做的“论”自视甚高。他这样写道：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