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研究民俗学的，只是偶尔也读一点这方面的书，但是，我对钟敬文先生的人格和他的学问都很崇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白寿彝先生曾跟钟先生商量，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可以设几个研究室，其中有一个是民俗学研究室，还有民族学研究室、方志学研究室等。后来史学研究所受到规模的限制，只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和中国通史研究室。我还记得，好像第一次全国民俗研讨会，就是白寿彝先生请史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淑娟老师协助钟老筹备的。这些往事都说明，我们的老一辈学者在思想上、学术见解上，彼此都非常了解，能够做到互相支持，这对我们这些晚辈是很大的教育。
我今天到这里开会，主要是学习。钟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对于他的学问，从感情上讲，从理性上讲，我反而觉得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亲切了。当然，还没有看到即将出版的20卷的《钟敬文全集》，但读着现在钟老有关的书，我已经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
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修养和学科建设问题。我的专业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主要是研究中国史学史。钟先生有关文章和著作，使我深深感到，要想在学术发展上，特别是在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有所前进，是需要理论修养的。如果没有理论修养，想要向前推进学科建设，其实是很难的。我读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敬文文选》，前面有一个《序言》，是董晓萍教授撰写的。这篇序言对钟先生的学术和学术思想做了全面的、深入的论述，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民俗学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我读了钟先生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几篇宏文，受到很大启发，思想上产生了震撼，钟先生提出的互相联系的一些概念，如“民俗”“民俗史”“民俗学”“民俗学史”等，把它们换位到历史学领域中来，也是可以借鉴的。历史学界有一些同行对这类问题弄不清楚，但是，读钟先生的书，读他的文章，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这些概念，讲得非常清楚。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某一种学科建设，只有它的学术带头人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很宽阔的视野，才能够把一些基本概念提炼出来，加以区别，同时建立联系，而且让后学晚辈们都能够了解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学说就能推广到学科建设中去。我想，这是一个学科得以建立起来，并且能够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关于学科建设的体系，不能不具体说到“民俗”与“民俗学”的概念。在中国的史学遗产里面，在《诗经》《史记》等历史典籍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民俗的文献资料。我想特别提到唐代史家杜佑撰写的宏伟的典制体通史《通典》一书，它也是记录民俗的宝库。《通典》讲到州郡的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有关于民俗的记载，都有专门的篇章、段落记述民俗，这些史料都非常重要。显然，民俗是史书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历史学研究历史，无疑也要关注民俗，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与历史学是交叉的，是互相包容的：有人甚至认为，根据《风俗通义》一书，可以另写一部东汉史。这或许有些夸张，但至少表明《风俗通义》的特殊重要性。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很重视民俗，他对“周末风俗”“两汉风俗”“宋世风俗”都有所论述，他还引用他人的话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2]当然，他讲的是广义的风俗，包括各方面的社会风气。钟先生提出的用民俗学研究民俗，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从这个高度，肯定历史文献的价值，提出“民俗史”和“民俗学史”的概念，并提出和建设起“历史民俗学”。我对于钟先生的学问，对于钟先生的这些高屋建瓴的看法，觉得距离我越来越近，也越来越亲切了。我还要好好地读书，同时要读钟先生的书，因为钟先生的书跟中国史学史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要用学术前辈的成果来推进历史学的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