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年来，不论是在学术会议上，还是在与学术界同行的交谈中，都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中国史学史研究怎样在继续现有的研究模式中而又不断有所突破，并进一步提升这一研究？那么，什么是现有的研究模式呢？概括起来就是：某某史学家撰写了某一部史书，其思想和体裁体例是怎样的，其价值和局限又是怎样的，等等。这几乎成了一种“套路”。这种“套路”是否应有些变化？我也在不断思考这一问题。现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发表出来，和同行们讨论。
一、五十年的回顾
这里说的回顾，是指自今上溯至1961年这半个世纪的范围。这是因为，1961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国家行为，决定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并对编写教材的工作做了明确的分工[2]。同时，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各地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展开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的热烈讨论[3]。今天看来，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次大讨论，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步入新的起点做了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准备。白寿彝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这次大讨论的一个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大讨论的过程中，中华书局于1962年重印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白寿彝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的长篇论文[5]。这一书一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正当中国史学史研究即将步入新的起点时，十年“**”动乱阻止了这一进程。而当这一新的起点重新到来之时，那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了。这个新的起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是1981年白寿彝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季刊正式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前者是对过往的总结，后者是对未来的开辟，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后数年中，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仓修良、魏得良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相继出版。至于研究论文的发表，更是逐年上升，佳作累累。这些论著的出版和发表，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并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