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庐先生对自己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确的和清晰的概括。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外庐先生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外庐先生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个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但是，外庐先生给予我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运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同具体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使理论不至于流于空论或成为教条，从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有系统的认识。外庐先生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论、方法论模式。其一，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其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其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其四，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其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其六，研究工作重在阐微决疑。其七，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其八，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其九，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2]他对每一条都做了扼要的说明，而对第五条则有进一步的申述，又从六个方面做了概括。外庐先生所概括的这些理论、方法论模式，有的已经涉及对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若干具体的论断，其中仁智之见，在所难免，但像外庐先生这样对于自己治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有如此自觉的和系统的认识的史学家，却并不多见。当然，这也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共同特点。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许多辉煌的巨著，而且还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宗旨。这后一个方面的遗产，在史学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它向所有有志于史学的后来者展现出一条艰难的但却是通向成功的道路。中国古代著名学人，给我们积累了治学重在把握“宗旨”的优良传统。诚如黄宗羲所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3]治学贵有宗旨，读书亦贵在能明所读之书的宗旨，外庐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不仅自己有明确的治学宗旨，而且希望“读其书”的人也能明其宗旨，俾便于“进行批评”。这种学术境界，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不禁要自问：自己的治学究竟有无宗旨？是怎样的宗旨？读名家论著是否得其宗旨？所得于己又有何益？学海茫茫，前路悠悠，做这样的自问和思考，无疑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