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庐先生对于自己在治学上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本身都持辩证的认识，而不做绝对的看待。这样理论上的造诣使他在具体的研究中始终处于创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学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关于这一点，外庐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映得最为突出。例如，他指出：“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4]既要看到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继承性对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传统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说来，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学说的时候，人们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而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学说跟今天的思想学说的关系时，便容易忽略这一方法论原则，误以为今天的某种思想学说仅仅是从今天时代来加以说明。这种忽略的结果之一，是容易导致对于思想遗产的轻视而不利于今天的思想学说的发展。我以为这种情况在历史学界是存在的。以对史学自身的研究来说，我们对于古代的、近代的史学思想的研究及其与当今的史学发展的关系的重视，还没有形成比较普遍的自觉意识；而我们对于20世纪以来的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思想上的成就，跟当今史学发展有什么关系，重视和研究就显得更加薄弱了。诚然，这种缺陷，只有当人们真正建立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逐步地有所克服。外庐先生说：“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中国历史学家在理论上的进步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和外国同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为此，我们只有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