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外庐先生提出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再讲一点认识。什么是“民族化”？外庐先生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9]外庐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其实，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已经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10]。外庐先生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被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以“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这是外庐先生治学的原则和方法给予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启示。外庐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正如许涤新先生所评价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写出了完整的系统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11]这个评价，语言是质朴的，含义是准确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话，都是不足以概括外庐先生在“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究这个成就的具体方面，固然是需要继续下功夫的，但更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外庐先生重新提出了这个“民族化”的问题？他批评的“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并表示“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今天是否还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