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即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求实和经世的关系，反映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是错综复杂的，但从古代史学的整体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协调和一致的关系。
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受到称赞。尤其是孔子因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无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18]，以及《左传》作者记述了齐国太史、南史氏为书“崔杼弑其君”[19]而不惜以死殉职，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就成为史家遵循的传统。所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写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名句。北周史家柳虬也说：“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20]唐代史家吴兢，即《贞观政要》的作者，曾因当面拒绝当朝宰相张说希望将武后实录改写数字的请求，而被时人誉为“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21]。这种优良传统，也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家所继承。史载，辽兴宗猎于秋山，而熊虎伤死数十人，有司奏闻于朝，史臣萧韩家奴即书于史册，辽兴宗命其删去，“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22]。金朝对史官记事颇多限制，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修起居注，移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纪录。”经大臣们引经据典，金世宗也从《贞观政要》记事中得到启发，于是，“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23]。所有这些，表明了秉笔直书传统影响的深远。
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指出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对立，分析了它们的利害。刘知幾认为“直书”“直词”是实录的前提，而“曲笔”“诬书”则会造成实录难求。刘知幾正是从历史撰述是否是“实录”这一根本点上，来划清“直书”与“曲笔”的界限的。这集中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的精神自司马迁《史记》被誉为“实录”之后，便成为大多数史家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优良的史学传统。当然，“曲笔”也是史学上的客观存在，刘知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原因，也举出了不少这方面的实例。在刘知幾以后，这种现象也时有出现。但从史学发展的全貌来看，亦恰如刘知幾所说：“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24]这个看法是具有辩证因素的。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这就是说，直书是主流，曲笔不可能成为主流。这是因为：第一，曲笔违背了“书法无隐”的古老传统，也跟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发展的趋势相悖。第二，任何时代出现的曲笔，都不会符合那个时代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因而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即使出于维护“名教”而曲笔，也难得为严肃的史家所接受。第三，由于上述两点原因，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第四，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可以举出不少实例来证明的。要之，可以认为：曲笔只是史学上的支流，而直书是史学上的主流。认清这二者的关系和作用，对于全面估价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