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家之近代意义上民族观念、疆域观念、国家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成为清代后期史学上近代意识的集中反映。
中国史学上关于民族方面的记载很丰富，但大多是有关统一国家范围之内的各民族状况及各民族关系，汉代的“大一统”观念和唐代的“天下一家”观念，是人们认识民族和民族关系的主要的指导思想。所谓“华夷之辨”，大体上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展开的讨论。政治家如唐太宗所说的“中华”、“夷狄”，史学家如杜佑所说的“中华”、“夷狄”，都属于这种性质。鸦片战争以后，历史上的所谓“华夷之辨”已不是人们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同“外夷”的关系则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清代后期的史家之思想与撰述，深刻地反映出了这一重大变化。
从姚莹的经历和论述来看，他说的“外夷桀骜”、“俾吾中国”、“中国舆地”、“皆我版图”、“疆域要隘”等表明：“外夷”是确指外国侵略者或泛指外国；“中国”是确指包括台湾、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这是中国史家在民族观念上的一大变化。至于“舆地”、“版图”、“疆域”等，则是同上述关于民族的新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疆域观念。建立在这样的民族观念、疆域观念基础上之“中国”的国家观，虽同“大清朝”相联系，但已包含了新的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家称“夷狄”，论疆域，大多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如《蒙古游牧记》意在“明边防”，祁寯藻在此书序中说其所叙“方域”之面对“皆天下精兵外”，都寓有深意。《朔方备乘》强调“边防之事，有备无患”，此乃“国家根本”。这里，是把“方域”（疆域）、边防、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