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甲骨文和金文
从目前确知的情况来看，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当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载和西周时期的金文记载为标志。春秋末年经孔子整理、编纂的《尚书》中的一部分文章和《诗》中《雅》、《颂》的一部分诗篇，也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前者同甲骨文、金文的记载都是殷周时期王侯贵族的档案文书，后者是西周王室祭祀宴享时的颂诗。这是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记录。
一般说来，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金文记事因同青铜器物相联系而包含着传世的明确意识，这跟甲骨文是有区别的。这些记载，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一般不涉及对于过往历史的追述；同时，所记之事多以王侯贵族为对象。这两点，表明了它们作为官方文书的性质。甲骨文的记载反映了盘庚迁殷以后自武丁时期直至殷商灭亡王家的一些活动，内容涉及阶级状况、国家制度、农事畜牧、年成丰歉、天文历法、战争田猎、神祖祭祀、王朝世系，等等。这些都是贞卜的某种结果和极简单的记事相结合，以示它们都是上帝的安排。金文是同殷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相联系的，西周奴隶制的发展和青铜彝器的备受重视，推动了金文记载的进步。[13]金文的记载已无贞卜的色彩而是单纯的人事的记录，以反映当时的王臣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为主，这是它同甲骨文记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其中，在征伐、俘获、锡臣仆、锡土田、锡车马旗服彝器、锡金贝等史事的记载上，写得详细具体。如《大盂鼎》、《小盂鼎》的铭刻写出了战争规模之大和锡臣仆的数目之多，反映了当时劳动者的奴隶身份和俘获为奴隶的重要来源；《大盂鼎》的铭刻写出了王家锡克田多处，以及臣妾、器物等。有的彝器是直接受王命制作的，如《周公簋》铭文说：“用册王令（命），作周公彝。”有的是记载周王对贵族纠纷的解决和处理的，如《鬲攸从鼎》铭文；有的还直接记载着周王的政治性讲话，如《毛公鼎》铭文。这说明金文作为官文书的作用更加突出了，这是它同甲骨文的又一个区别。金文不同于甲骨文的第三个地方，是它常于记载结末处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话，而这又多见于涉及财产关系的铭刻，似有作为历史凭证的含义，包含着明显的历史意识。还有，甲骨文记事，少的几个字，多的百余字；金文记事也有几个字的，但百字至数百字的占有相当大的分量。这是金文不同于甲骨文的第四个地方，反映了历史记载由简而繁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