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春秋时期史事的撰写及口述流传，是战国时期历史学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左传》最为突出。战国时期历史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是开始注意到对历史做贯通的考察，二是对于当代历史巨变的关注。前者如《竹书纪年》和《世本》，后者如《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
《竹书纪年》是战国后期魏国人所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今所知中国史学上最早的具有通史性质的著作。但这样一部重要著作，自战国后期作为魏襄王的随葬品埋入地下，至西晋初年出土，历时570余年，却不为世人所知。它是司马迁所不曾见到的重要史书之一。
《竹书纪年》的出土，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不准，人名——引者）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56]这十余万言的古书竹简装成数十车送至京师，经束皙、荀勖、和峤、杜预等人整理、研究，得文献75篇（内中7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改写成当时流行的隶书文字。其中，《纪年》12篇[57]，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竹书纪年》原称《纪年》，亦称《古书纪年》[58]、《汲冢纪年》[59]。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征引此书时使《纪年》与“竹书”连用，于是乃有《竹书纪年》之称。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后期。于西周、春秋、战国，不分记各诸侯国事，独记晋国（起自殇叔：公元前784—前781），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又独记魏国，至魏襄王（哀王）二十年（公元前299）而止，称襄王为“今王”。此书记事，自庄伯十一年后用夏正，编年相次，文意近似《春秋》。据此，前人多认为它是魏国史书，并可由此推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60]。但此书既可用于随葬，说明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国史，而是魏国史官的私人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