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经过漫长的胚胎、萌芽、生长时期，终于勃然兴起了。这个兴起的标志，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人们初步完成了从历史是神的安排到历史是人的活动这一认识的过程。由于夏、商、周王朝的更迭、盛衰，人们对神和天表示怀疑了，而对人事有更多的重视，这在《左传》中有相当明确的反映；而《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人们所关注的是土地、人口、物产、权变、谋略、暴力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发展了。尽管天命史观还会继续起作用，但它已无法逆转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这个发展趋势。这是先秦时期人们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所迈出的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与此相关联的，是产生了历史变化和进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同历史不变与今不如古相对立而成为战国时期变法活动的理论根据之一。
第二，在对史学的认识上，人们初步提出对它的社会功能的一些见解，即以史为鉴的见解，“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见解，“疏通知远”（通过了解历史而认识历史前途）的见解，并在运用历史知识于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史学活动也就最终摆脱了神职的羁绊而真正成为世俗社会的活动；与此同时，它也从王侯宫廷扩大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第三，在史学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上，已初步出现了多种体裁的历史撰述，其中编年体史书和记言体史书已获得相当的成就，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以及典制体也都出现了萌芽的形态，还出现了历表、谱牒、地图，等等。多种体裁之综合运用的初步尝试也开始出现了。有的史书在文字表述上已有较高的成就。
第四，在对待史学活动的认识上，“书法无隐”的精神受到高度的赞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举必书”和对于重大史事的记载已成为制度；修撰国史，受到普遍的重视；博采古今，综合诸家，这一史学发展的新的趋向已显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