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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记》——中国史学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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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撰《史记》

时代造就了司马迁和他的辉煌的史学事业,司马迁本身也具备了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主观条件。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约前90[42]),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前110)在汉武帝建元、元鼎年间(公元前140—前111)任太史令。司马迁幼时“耕牧河山之阳”,从事轻微的体力劳动。10岁开始诵读“古文”,即指先秦时期人们用当时的字体书写的历史文献。他的启蒙老师,想必就是他的父亲司马谈。这种家学渊源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有极深刻的影响。司马迁随父亲到了长安以后,曾经向著名学者孔安国请教关于古文《尚书》的疑问,又随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董仲舒的学术思想对他后来的治学道路也有深刻的影响。

司马迁生活在富庶、强盛的汉武帝时代,20岁上他开始进行广泛的漫游和考察活动:“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43]这次漫游和考察所得,是他后来撰述活动的很重要的准备。接着他被任为郎中,奉命到过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这对他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太史公职而不得从行,愤懑而死。临终之前,以史事嘱司马迁。司马迁决心完成先人未竟事业,这成了他终生的志向。三年后,他被任为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遍读皇家藏书,为撰史工作做了文献上的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司马迁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完成。此后,他即着手于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撰述《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