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皇朝都重视修撰国史，谱牒和礼书的修撰在唐代受到突出的重视。国史、谱牒和礼书，是隋唐时期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隋秘书监王劭所撰未完成稿《隋书》60卷[26]，起居注类著录《隋开皇起居注》60卷，以及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27]，是后人所知隋朝国史撰述的全部著作。这些书，早已散佚。隋朝的国史修撰无所建树，唐太宗和唐初史臣都有所批评。《隋书·王劭传》批评王劭“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80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28]。唐太宗批评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29]。隋朝国史修撰的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这给唐初提供了教训和启示。
唐朝建立之初，一方面大力修撰前代史，另一方面重视国史的撰述。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关于史馆的记载，有“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项，涉及史学的许多方面，内容丰富。仅其“修国史”一项，所记起于贞观十七年（643），止于大顺二年（891），足见唐朝统治者和唐代史家对于国史的重视。唐朝国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实录、国史三个方面。起居注是按“君举必书”的古义，史官所记皇帝的言行录。《新唐书·褚遂良传》谓：“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30]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特殊形式，专记每一皇帝在位时的国家大事。国史是根据起居注、实录和其他许多方面的资料撰成的纪传体皇朝史，它跟先秦时期西周和各诸侯国的国史是有区别的。唐朝的国史撰述，以修撰实录成绩最为突出。据《新唐书·艺文志》起居注类著录，唐代只有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3卷、《开元起居注》3682卷两种；而实录则自《高祖实录》至《武宗实录》，共25部。为前朝皇帝撰写实录，在唐朝形成传统，此后成为定制，直至明清。《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唐代史家所撰国史有：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史》80卷，吴兢撰《唐书》100卷，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唐书》130卷，亦作《国史》106卷、113卷。这是在不同时期、经过许多史家撰写、续作的不同稿本。唐代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代历史留下了极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流传至今的，只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等所撰《顺宗实录》了。它们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