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在这同时，孔子以鲁国国史（即《鲁春秋》）为基础，参照周王朝和列国国史，撰成《春秋》一书[18]。司马迁概括孔子作《春秋》的情况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19]
司马迁把这段话写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文中，是要着意于突出《春秋》产生的时代条件，上承孟子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见解，并有所发挥。
从司马迁说的“约其文辞，去其烦重”来看，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国史即所谓“史记旧闻”确有相当的发展与积累，这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各种私人历史撰述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春秋》以鲁国纪年记春秋时期大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首尾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记载[20]。《春秋》记事，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载，反映出编年史的特点。这样规范的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史学上是首次出现。
《春秋》所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书中还涉及当时各族的关系。《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是“属辞比事”[21]。属辞，是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它们都以严格的义例思想为指导，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特点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周礼及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重人事，就是着重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得失成败，既没有《雅》、《颂》中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国史中的怪异现象，这跟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22]是互相吻合的。《春秋》是最早摆脱天与神的羁绊的史书，在历史观点的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春秋》产生于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的时代，所以孟子说它所记“其事则齐桓、晋文”[23]。同时，《春秋》对于当时和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它跟社会的关系，经孟子、司马迁等思想家、史学家的阐发而深入人心。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4]司马迁进一步解释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25]在说明史学的社会教育作用方面，这些阐述在中国史学上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