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多途发展的气象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这个大发展的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多途发展，后一个阶段是隋唐时期史学在大发展中出现的新转折。而史家撰写“正史”的**则把这两个阶段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王朝的迭起、对峙，以及大规模的民族迁移活动，还有门阀地主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活跃和中外交通的发展等历史特点的影响，由于思想领域中经学发展的相对削弱和《史记》、《汉书》在传播中不断扩大了史学的影响，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多途发展的气象。它的具体表现是：撰史风气旺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这是秦汉时期的史学不能比拟的。
撰史风气旺盛反映在许多方面。首先，从“正史”撰述来说，由于《史记》、《汉书》传播日广，影响日大，史家争相仿效，累朝不绝。自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52]。其次，从“古史”撰述来说，自东汉末年荀悦撰成《汉纪》一书，“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53]，编年体史书也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西晋时期《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54]编年体史书也是一时著家蜂起。最后，从“杂史”撰述来说，杂史主要指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当时闻见，二是抄撮旧史。关于前者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至于抄撮旧史受到重视，是因“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55]的缘故。此外，如“霸史”的撰述，是因为西晋末年以后，“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56]；如“杂传”的撰述，是因为人们不能满足于“正史”所记的人物，故对于“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对于“耆旧节士”、“名德先贤”的一方人物，甚至对“鬼物奇怪之事”，皆“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57]。还有制度的专史，如职官、仪注、刑法等，也都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广为撰述。东晋南北朝时，推重门阀，谱牒之书，大行于世，成为历史撰述的一个门类，等等。所有这些，反映了撰史之风的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