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种主要的体裁中，编年体出现较早，其特点是“以天时记人事”，这大概同古老的历法知识有关。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书，或出现在春秋末年，或出现在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但编年体史书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同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这是它的缺点。刘知幾评论编年体的长短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9]。当然，编年体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早期形式中的某些短处，在后来的发展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进。东汉荀悦撰《汉纪》、东晋袁宏撰《后汉纪》，他们在这两部编年体皇朝史中，运用了连类列举的体例，从而扩大了编年体史书容纳人物、史事的范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作。它不仅包括的年代久远，而且包含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所以章学诚称它是“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谓之“正编年之的”[10]。在《资治通鉴》的影响下，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撰《通鉴纲目》，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形成了历史编纂上的“《通鉴》学”。自汉唐以后，编年体史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历朝的“起居注”和“实录”。唐代温大雅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主修的《顺宗实录》，是现存较早的这类著作。《明实录》共2909卷，《清实录》多达4433卷，是现存卷帙最大的实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