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制体史书，以典制为中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及其因革损益。它以分门别类为表述上的特点，曾被称为分门书。典制体史书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体裁。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部有影响的典制史是唐代史家杜佑所撰的《通典》。这部200卷的巨著奠定了典制体史书的基础，成为编年、纪传二体之后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通典》分为九门，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之下有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它在内容上的处理和表述上的特点是，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下至唐代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13]。典制体史书是记事（典制）、记言（论议）相结合的新的发展形式，它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全书348卷，分为24门，较《通典》有所增益。《通典》和《文献通考》都是典制体的通史，后人把它们同《通志》合称“三通”。《通志》200卷，是南宋人郑樵所撰，它是纪传体史书，其典制部分称为“略”。从性质上说，《通志》是继承《史记》的事业，属于纪传体通史。“三通”都有续作，至清代而累计为“十通”，但它们在内容上和断限上都有明显的差别。采用典制体而又明确以断代为书的，是会要形式的出现，它以专详一朝典章为特色。唐德宗时苏冕撰《会要》100卷，记唐高祖至唐德宗九朝典制；唐宣宗时杨绍复又有续作。这类书宋人为之最勤。五代北宋之际，王溥在苏、杨二人撰述的基础上，补宣宗以后事，撰成《唐会要》。这是会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王溥还撰有《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也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宋代还设有“会要所”，修撰本朝会要，卷帙浩繁，可惜原书久佚。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关材料，编为《宋会要辑稿》366卷。这是反映宋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也是现有会要书中卷帙最多的。清人撰的会要书也不少，有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朱铭盘的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其价值都赶不上唐、宋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