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的载言、载文和征引，也各有体例。言，指当时人所说的话。文，指的是当时人写成的文字成品。征引，是引用别人有关史事的叙述或评论，不属于当时的言和文。刘知幾《史通》的《载言》、《载文》、《言语》等篇，有论到载言、载文的体例。他从记言、记事这两种古老的体例出发，认为“言、事有别”，人物传记只可记事，不可载言。他主张仿纪传体之书志体裁，以文辞另立“章表书”、“制册书”，专以记言。他这里所说的言，其实是文，同《载文》所说的并无区别。《载言》、《载文》于言、文没有严格界限。但刘知幾的基本倾向还是明确的，即不主张在人物传记里写入大段的言和文，批评《史记》、《汉书》中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指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子虚》等赋，《汉书·扬雄传》载《甘泉》等赋，《后汉书·班固传》载《两都赋》、《马融传》载《广成颂》，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言语》在载言方面提出另一个体例上的要求，是“时人出言，史官入记”，即语从其实，提倡口语。他不赞成“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主张在载言上不失天然。刘知幾的这些意见和设想，并不都是可行的。章学诚说：“唐刘知幾尝患史传载言繁富，欲取朝廷诏令、臣下章奏，仿表志专门之例，别为一体，类次纪传之中，其意可为善矣。然纪传既不能尽削文辞，而文辞特编入史亦恐浩博难罄，此后世所以存其说而讫不能行也。”[31]所以，他主张在纪传中仍有适当的载言和载文，而将大量的文辞另外编集成书，谓之“文征”。他主编的《和州文征》，包括奏议、征述（含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论著、诗赋等内容。这是对刘知幾上述主张的重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