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书应有统一的体例，这是反映完整的史事，贯彻作者著述思想的表现形式。所谓统一的体例，主要是从史书的整体和全局着眼的；如果从它的部分和局部来看，还须有一定程度的灵活运用。
刘知幾和章学诚是善言体例的两位史家，但他们对体例的理解和运用并不是很一致。刘知幾的《史通》一书主要论说体例，是一部优秀的专讲史法的著作。但刘知幾称说体例有个明显的弱点，即往往脱离具体史事和作者撰述思想来讲体例，因而难免产生过分拘泥于体例的看法。例如，他不赞成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写世家，他不恰当地对“正史”中的书志的断限进行指摘，他主张史书记事不当载言，史表可以废弃，还说自注是作者“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46]的表现，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的这个弱点。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从形式上看，它称说体例似不如《史通》来得系统，但它反映出来的关于体例的见解，却是《史通》所不及的。这主要表现在，章学诚强调体例的重要，是跟他的不应为体例所拘、讲求变通的主张相一致的。他称赞司马迁的《史记》“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故“名姓标题，不拘义例”[47]。他论纪传体史书说：“纪传之最古者，如马、班、陈氏，各有心裁家学，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牵。”[48]可惜后世学人“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他赞扬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臭腐亦复化为神奇”，可以仰追《尚书》，也是因为它“因事命题，不为成法”[49]。他的这些看法，植根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50]重视体例，但绝不是要使历史来适合体例的规定，而是努力使体例能更好地表述历史变化。章学诚的这个思想是很可贵的，这是他和刘知幾在体例思想上的主要不同之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