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文献的繁富
一、历史文献的积累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不曾中断，这同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有密切的关系，也同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积累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史文献的积累，有三个方面的重要途径：一是官府档案文书的积存，二是历史撰述的日增，三是史书以外的各种撰述的发展。
官府所存档案文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从殷墟卜辞和金匮藏书（《尚书·金縢》），可知在殷周时期，人们对于档案文书的积存、保管已有自觉的意识。周代的彝铭，也是借着青铜礼器的流传保存铭辞的一种形式。官府档案文书还有其他一些形式，《周礼·春官》说：“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注说：“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贾疏说：“云奠帝系者，谓定帝系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邦国之志和帝系世本，也是官府所保管的历史文献。在各诸侯国，也有官府所保存的历史文献。《左传》昭公二年（周景王五年，前540年）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大史氏掌管历史文献，韩宣子在那里见到许多历史文献并大有感慨地发表了议论。不仅仅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的鲁国如此，即使是被认为文化比较落后的楚国，也十分重视历史文献。楚国大夫申叔时曾列举可以用来对太子进行教育的历史文献，有春秋（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韦昭注，下同）、世（先王之世系）、诗、礼、乐、令（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治国之善语）、故志（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等[1]。这些事实说明，从殷周王朝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官府对于文书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的积累是一直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地扩大着范围。秦汉之际，天下纷扰，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2]。这件事情说明，从秦汉统一皇朝以下，历代封建统治者越来越重视文书档案及各种历史文献的积累、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