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在积累过程中便不断被人们所利用。人们整理历史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它，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它，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用。
文献，是人们借以认识和说明历史的根据，这一点，孔子已经指出来了[27]。历史文献的积累和整理，是历史撰述的前提。刘知幾这样说：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若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28]
刘知幾又说：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9]
刘知幾的这两段话，意在说明史家必须广泛地涉猎历史文献，才有可能写出信史、佳篇。同时，他也指出了历史文献有“雅言”和“别录”的区别，以及史家对它们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史家只有博采“雅言”，才能使史书“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善择“别录”，才能“博闻”、“多识”，把史书写得丰赡而多彩。
博洽和严谨，是中国史家在利用历史文献中所表现出来的优良传统。这在一些有重大成就的史学家身上，尤为突出。举例说来，如司马迁著《史记》，撰通史，以黄帝为历史的开端，他是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思考的。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陈述了他思考的轨迹。首先，他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许多不可信之处，反映出了他的辨伪的意识。其次，他认为“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反映出他对历史文献之流传散失、辑佚的认识。再次，他考察了《春秋》、《国语》所记同《五帝德》、《帝系姓》的关系，从而证明“其所表见皆不虚”，确定了他撰《五帝本纪》的决心。最后，还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历史文献的博览和善择的方法；而他通过社会调查所得来检验历史文献所记的真实性的方法，使后人不能不叹服他的高见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