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史家重视治史方法。上述史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就是治史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人陆懋德于1943年撰成《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
司马迁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吾国史学史法之兴，此其始矣。自是以降，作者日多。左氏本之以述《左传》，司马氏师之以著《史记》，其尤章章者也。唐人刘知幾作《史通》内、外篇，是为专言史法之始，内篇以论史体，外篇以评史料，其言备矣。至北宋而有司马光之《通鉴考异》，至南宋而有李心传之《旧闻证误》，至前清而有崔述之《考信录》。时代愈近，钻研愈细。而其辨说亦愈密矣。诸家之方法，不为不精，然皆散见于议论批评之内，尚未及列举条文，以便初学，故学者苦之。[34]
这一段话，是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之方法的较早的概括。其中，有几点认识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的方法总结成12个字，即“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35]，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之方法的发端。所谓“约其文词”，是精练而隐约历史文献的文字表述；所谓“去其繁重”，是删去历史记载中那些重复的和次要的内容；所谓“以制义法”，是确定对史事上的评价和表述的体例。这就是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36]的方法。其后，《左传》和《史记》，也都继承了这个史学方法。第二，刘知幾著《史通》，“是为专言史法之始”，着重讨论的是史书的体裁、体例和对有关历史文献的批评。第三，中国古代史家之方法是很精到的，只是“皆散见于议论批评之内，尚未及列举条文”罢了。陆懋德所提出的这几点认识，大抵近是，而古代史学之方法的遗产，当然比这里所说到的要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