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主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倡导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观察历史，故其历史研究方法是强调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显著特点，是重视社会经济生活在历史运动中的基础作用。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76]郭沫若研究中国历史，先致力于社会史的探讨，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致力于学术思想的阐释，写出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也是遵循这个方法的。郭沫若在1945年写的《十批判书·后记》即《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中，回顾了他的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从中可以窥见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在治史方法上的发展过程。他写道：
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
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