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活跃，大国争霸，战争频仍，社会动**。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既对“天命”有所怀疑，也就不能完全去以“天命”来解释社会现象，而要寻求新的解释，它至少是对“天命”的补充形式。这种寻求自然地引导着人们从人事本身解释社会现象，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则破天荒地提出了与“天道”相对立的“人道”。
史家在《国语·周语下》中记了这样一件事：
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晋郤锜见，其语犯。郤犫见，其语迂。郤至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尽。鲁成公见，言及晋难及郤犫之谮。
单子曰：“君何患焉！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
单子仔细分析了“晋君之容”，认为他“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在目、足、口、耳“不可不慎”的四个方面中，晋侯已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妥，故必致祸。至于“三郤之语”，“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他们都是居于高位之人，又加上这“三怨”，谁能忍受得了呢！后来，“三郤”果然被杀，而晋厉公本人也被臣下所弑。
单子从“见晋君之容”、“听三郤之语”而判断他们必定招致大祸，或许有过分夸大之处，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回答鲁成公的问题时，完全避开了“天道”，而着眼于“人故”。“故”，韦注曰：“事也。”所谓“人故”，就是人事。值得注意的是，当鲁成公提出问题时，即已考虑到“天道”与“人事”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人事”的思考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而单子的回答则干脆排除了“天道”的因素，只谈人事，这就从事实上否认了只有“天道”能决定人间祸福的传统观念。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是，人们在认识社会现象时，明确提出了“人事”这个观念，这无疑是“天命”史观笼罩下人类对自身作用之认识的较早的精神觉醒。就《国语·周语下》的这段记载来看，联系到下文单子所论诸事都一一发生，可能有后人附会之嫌。但《国语》成书于战国时期，即使出于后人附会，其“天道”、“人事”观念的提出，也是相当古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