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新解和天人关系
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具有根本的性质和长久的影响。这里，首先从“天”谈起。
如上节所述，殷、周时期，“上帝”和“天”是指人格化的至上神。这种观念在后世虽然还时隐时现地出现，但它已不能在历史观念上占据统治地位了。至晚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对“天”的含义已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子产、单襄公等人所说的“天道”，尽管还没有完全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已包含了自然的天象的成分。孔子讲“天”反映出人们对“天”的认识的矛盾性和过渡性。他一方面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4]，另一方面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5]但总的来说，他不曾专门对学生讲过“天”。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6]可见，孔子关于“天”，是持谨慎态度的。而老子则认为“天”是自然的无意志的物质性的天空，“天地不仁”[37]。战国时期，人们论“天”或赋予它一般自然现象的含义，或赋予它自然之势、客观之势的含义。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8]这里说的“天”，即指自然、客观之势。而荀子则具体指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39]这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天是自然界的论点。所以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思想家很少有不讲“天”的[40]。
当然，对“天”的新解，又总是伴随着人们对于“人”自身的认识的推进。子产之论“天道”与“人道”是这样，其后人们探究天与人之关系的总趋势也是这样。因此，天人关系就成了一切思想家、史学家特别关注和潜心探讨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