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思想家对“天”的新解和“天人关系”的新认识，要在经受考验中向前发展。
“天命”史观经董仲舒为其饰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形式后，更具有迷惑人的神秘色彩。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及唐初的史学，都受其影响。如《宋书·符瑞志》序：“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其《五行志》序：“天人之验，理不可诬。”《南齐书·高帝纪》赞：“于皇太祖，有命自天。”《魏书·序纪》后论：“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方契神祇之心。”就是以重人事著称的魏徵在其所撰史论中也认为，隋的兴起，“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52]。这种“天命”史观因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故得以在史学领域中长期产生影响。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提出“究天人之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一样，刘知幾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清除这种“天命”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刘知幾也没有否定“天道”，认为：“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但他断然指出：“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他进而批评说：“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他认为，《宋书·五行志》和《汉书·五行志》在这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是，坚持天道“不复系乎人事”的论点，指出前代史书详载灾异、祥瑞方面存在的“迂阔”和可惑。作为一个史学批评家，他告诫撰史者说：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也。[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