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时期开始，重人轻天的观念不断发展，《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越来越突出地讲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这些记载或论述，还只是零星的和初步的。一部史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占有主要地位，则自《史记》开始。因此，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的本质，归根到底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
《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明的：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这样，司马迁就不仅在观念上而且也在具体的撰述上，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心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真正确立的标志。此外，司马迁为了厘清时代和事件而“作十表”，为了写出历代典章制度的“承敝通变”而“作八书”，从而构成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的整体面貌。
（二）具体地描述出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
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写的是一部通史。从“十二本纪”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完全是由人事为发展线索显示出来的。例如，《五帝本纪》是通过区别纷繁的文献和实地考察所得，弄清黄帝的事迹，“择其言尤雅者”入史。而夏、殷、周、秦四本纪，都是首叙各朝始祖之姓，次叙各朝大事。《秦始皇本纪》讲了秦始皇的功业和贾谊对秦始皇政治的批评；《项羽本纪》叙述项羽“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的史实，并揭示了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的悲剧；《高祖本纪》意在表述夏、殷、周、秦、汉政治的历史递变；《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着意于写出当时的政治统治局面，如“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文帝“德至盛也”、孝景帝时“诸侯太盛”；等等。“十二本纪”的后论表明，司马迁是完全抛开了“天命”在写一部贯通古今的人事的历史。这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是伟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