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至少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在时间上很难截然分开来，有时甚至是交互进行的。而当人们不断地从“天命”的神秘羁绊下挣脱出来后，他们会更多地面临着“人意”与“时势”的困扰。
这里，我们不妨从一件引起千年聚讼的历史事件讲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而废分封，划分全国为36郡（后增为40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国家。然而，此后仅仅十余年，秦朝就灭亡了。于是，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与秦朝的兴亡究竟有何关系，乃成为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长期讨论的重大历史问题。一些人认为，分封制本是“圣人之意”、“先王法度”，秦朝违背圣人之意，不遵先王法度，故招致速亡。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分封制并不是什么圣人之意，它的兴废同郡县制的确立，都是时势使然。秦朝速亡有别的原因，与废分封、立郡县无关。这两种认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聚讼不休，至北宋时人们还在热烈讨论，其余波则直至明清而未了，延续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
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根本原因在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他甚至把春秋时期齐桓、晋文的霸业都看作是“共治”、“共守”的表现[71]。这里，曹冏明确地把分封制看作是“先王”早已认识到的一种明智的做法。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与曹冏相似，认为：“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72]显然，他也是把所谓五等分封之制看作是“先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