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往的史学，正是中国现今史学的起点。从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只有在批判继承中才能创新，才能发展。在世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二十一世纪，批判地借鉴外国史学积极成果，固然是发展中国史学重要的条件；而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更是发展当今中国史学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史学史表明：史学的发展，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二则取决于对以往史学的批判继承。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章学诚在论述中国历史著作的体裁与思想的发展脉络时指出：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0]
这段话表明：有的史书在体裁上变化很大，而在思想上则前后相承；有的史书在体裁上前后相承，而在思想上则相去甚远。可见在批判继承中会有种种不同的情况出现，但批判继承前人的成果，则是史学发展中的共同现象。
章学诚在论述通史撰述的发展时又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