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哲学史上看，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形态转向分析形态，从近代形态转向现代形态。从总体上看，现代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已不是历史本体论问题，而是历史认识论问题。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其本质就是“反思历史思维”，从而确定历史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克罗齐断言：历史哲学就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43]。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反思与批判。
因此，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以及历史哲学研究重心的转换，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表明它的成熟，它促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认识客观历史。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和发展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和发展。但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在脱离历史本体论、否定客观历史存在的基础上考察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的。在探讨历史认识论时，批判的历史哲学竟把其前提——客观历史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一场“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
在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引人瞩目。按照克罗齐的观点，人们都是从当代出发，并依据当代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认识历史的，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有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