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2011年，您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版，这部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不仅向中国史学界展现了我国古代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为外国同行了解中国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理论打开了一扇窗口。这是您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创获。记得2011年您应邀到华中师范大学作学术讲座，您在讲座开始时说，这次讲座是您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答卷”。这里包含着怎样的学术背景？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瞿：20世纪80年代，中外史学交流出现了一个新的热潮，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许多西方的历史哲学、历史理论著作被介绍到中国来，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一度形成所谓“理论热”。在这样一个思潮中，人们在反思中国史学时，有些青年朋友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史学是“叙述史学”而缺乏理论。1986年夏天，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一个全国性青年史学工作者研讨会上，也有人向我表述这种见解。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中国既有丰富而宏伟的历史巨著，怎么会没有理论呢？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史学上有“五次反思”的看法，讲得很概括，同时我也承认现在还不能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件事对我是一个“刺激”。此后，我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撰写《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的过程中，特意设立了“历史观念”与“史学理论”两章，对中国古代史学上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分别做了论述。同时，我在为《文史知识》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专栏文章时，着眼于问题与范畴，摸索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对史学理论的产生、发展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这组专栏文章经中华书局结集出版后，有许多正面的反应，说明中国史学中的理论遗产是有自身魅力的。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篇《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本是在一次史学理论讲习班上的讲演提纲，经过三个半天讲下来后，讲习班的青年朋友们说这又为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鼓励我把提纲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励。这篇文章又经《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予以发表。总之，在史学界许多同行的鼓励之下，我增强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