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的作法”到现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历程，经历了一些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听说一些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一起交流时，感觉到这些年来的史学史研究模式在现有的基础上似应有所变化和改进，从而进一步提升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怎样变化和改进却难以说得清楚。近二三年来，您接连在《史学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河北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相关思考。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不断突破过去的研究路数？您提出这些新的想法的源泉来自哪里？
瞿：这个问题提得好，可以说，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都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它的确是如何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对于初学者或者说对于年轻的同行们来说，作个案研究与熟悉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只有有了扎实的个案研究的功底，才不会走向无根之谈的误区；只有熟悉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才能对每一个个案研究的成果做实事求是的、近乎准确的定位，不会走向过分夸大或过于贬低的误区。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几起几落，真正有了长足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而这个发展，同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学术界举办的关于史学史研究与撰写的大讨论，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讨论为其后的发展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甚至也做了专业人才的准备，意义重大。回顾这30多年来的研究，出成果，出人才，都是空前的。随着岁月的积累，研究队伍的扩大，面对其他学科的进步和国内外学术的发展，史学史研究者在总结、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你所问到的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