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讲究一个传统，追求真实的历史。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经对传统史学进行无情的批判，说中国史学主要是“二十四史”，而“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所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之间的矛盾、斗争，所以是全世界最大的相斫书。这个观点影响非常深远，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于今天还有一些朋友在重复梁启超的话。梁启超当年要建立一个“新史学”，这个新史学是建立在西方近代进化论这个历史观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肯定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他有些结论并不都是正确的，包括说“二十四史”是二十四之家谱。“二十四史”是记载我国连续不断的文明史的记录，说它是最大的相斫书，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其实，从主流来看，中国史学是讲求信史的，是强调史学的真实之美的。中国史学讲求信史，坚持真实之美，认为真实的东西才具有美感。从历史学的属性来讲，如果写出来的历史书不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美可言呢。关于信史原则在中国史学上有多种提法，如秉笔直书，信者传信，实事求是，实录等。其中，实事求是，求是是核心；实录，是说写出来的历史具有真实的价值，所谓实录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记录下来。有的学者提出来，说中国历朝实录曾经不断地修改过，连实录都可以修改，可见中国历史之不可信，这是缺乏对史学深入的了解。我仔细地研究过唐朝的实录，唐朝的实录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就是《顺宗实录》，它因为收在韩愈的集子里面而被保存下来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确实有些实录是经过修改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明中国没有信史。实录的修改有多种原因，一种情况是把错误的改成正确的，一种情况是把不该删的删去了。把不该删的删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关的记载可能对某个集团不利。中国历史上有宦官集团、官僚集团，这些记载可能对宦官集团不利，宦官天天就在皇帝面前说，某人写的实录有问题，皇帝就让修改了，把它删去了。还有一种情况，包括正史，有的也做过修改，比如，《魏书》。《魏书》里面所写的一些人物传记涉及门阀，门阀世世代代都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家族的传统非常深。《魏书》写出来以后，有些门阀子弟就说我祖上没有写到这个事，也没写到那个什么事，皇帝就叫史官改一改，改了两三次。像这种情况都是有复杂的原因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实录和正史的修改。我研究过中国史学上“直笔”和“曲笔”的斗争，“曲笔”不断被揭露，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史学坚持“直笔”的传统，否则这个“曲笔”怎么会被揭露出来，这就证明了历史上有一个坚持“信史”原则的传统，这个传统是追求历史的真实之美。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这些年来接触到种种说法，对传统史学有很多误解。我们应当看到，因为中国历史上史官也好，史学家也好，像黑格尔讲的那样，其数量之多是全世界各个民族所不能比拟的。这样多的史官和史学家写的史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不能因此就怀疑我们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代表人物，他从疑古走向了考信。他在1935年为《二十五史补编》这部书写了一个前言，这样讲：二十五史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之事实。二十五史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它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之事实，这句话就已经有足够的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