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这样说过：“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史文的表述之美，在中国史学上多次被人们反复谈到。前面我引用宋人吴缜的话说，撰写史书，有三个原则：“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梁启超讲过，人们读《资治通鉴》津津有味，读《续资治通鉴》昏昏欲睡，都是编年体，就是文采不一样。他说司马光，能够把一般的历史事实写得飞动起来。所谓写得飞动起来，就是能够把历史描述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比如，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等，写得确实精彩。史文表述的审美要求，不仅能够使历史著作让人喜欢读，而且能够让人在审美的过程中，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看看那个过程司马光是如何写的。在这样一个审美的过程中，人们就会受到深刻的启发。它的价值不是仅仅从审美的要求出发的。因此吴缜讲的这个话非常有道理，“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了“事实”和“褒贬”，“必资文采以行之”，历史著作才能够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原则：一个原则是史学家在丰富的历史事实中，究竟选择什么东西来写，这个很重要。这么多历史事件，写什么？史学上有一个术语叫采撰。史学家选择什么事情，选择哪些人，能够反映历史的本质，反映历史的真相，这是一个很费气力的事情。《史通》里面有一篇叫作《采撰》，《采撰》实际上要看历史学家的见识，看他的眼光。材料选好了以后，有一个编辑的过程，史学上的术语叫作编次。编次解决了，最后才是表述，遣词造句，怎么样把这些有用的历史事实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次起来，然后用优美的语言，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把它表述出来，这是一个很有逻辑层次的过程。只有在这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得比较好，才能够达到文采所应当承担的任务，选择的材料不合适，编次的顺序不合适，文采再好也不行，也不能写出好的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