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很多朋友对中国史学产生一个误解，认为中国史学就是讲惩恶劝善，或是帮助统治者出主意，其实不那么简单。就以惩恶劝善来说，它具有广泛的意义，最早来自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左传》评价《春秋》，都讲到惩恶劝善。《左传》这部书是战国年间产生的，孔子作《春秋》是春秋末年的事情。《左传》评论《春秋》这部书，说是惩恶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不是孔子，谁能写得出来。关于历史学的功用，先贤在这方面就说得很多了。在这里我想举一位史学家，即盛唐时期刘知幾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历史已经过去了，很多人也都死去了，为什么我们后人还能知道哪些人是行善的，哪些人是作恶的。因为历代史官不绝，竹帛长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尊重史学工作者。历史都过去了，不能再重现了，可是我们后人都还知道以往的事情，这是谁的贡献呢？历代史官的贡献，历代史学家的贡献，竹帛长存，史书不断地传下来。尤其在我们中国，是唯一文明不曾中断的国家。文明不曾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要归功于史学家，因为我们中国不仅有不曾中断的文明史，而且有不曾中断的文明史的记录。刘知幾讲，如果作恶的人死去了，后人不知道，行善的人，做了好事的人死去了，后人不知道，这是史官的过错，史学家的失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刘知幾的这个思想，他所说的惩恶劝善不是仅仅对统治者来讲的，是对所有人来说的，有普遍意义的。他揭示了一个道理：人们读史书，神交万古，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读史书是为了了解历史，了解前人的言行，使我们从中受到教育，这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书，要学习历史。前面我讲了，有些朋友对历史学产生些误解，认为历史只是讲过去的事情，和现在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刘知幾这几句话，永远不会过时。我们通过读历史书，能够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值得我们学习。我这样说的前提是，绝不排斥对当代杰出人物的学习。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通过读历史书，和古人对话，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善善恶恶，而我们自己从中受到教育，确定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人生价值，这怎么能过时呢？我想，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的人应该如此看待这个问题。[5]由此看来，还是刘知幾说得对：“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6]他概括得非常好：急务，当前之要务；要道，重要的原则和工作。这种惩恶劝善的史学功用，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给我们提供借鉴，能够产生一种非常深层次的作用。所以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同时，古代的史学家们还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强调这样一个准则：富贵而功德不突出者，不应该写到历史中去。反之，贫贱而道德很高尚，做了很多有益事情的人，应当写入历史，使他传之后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要把功德作为标准，不要把贵贱和贫富作为标准，这很重要，这也是人文精神吧！尊重人对社会的作用，对社会的价值，而不是以贵贱贫富论人，这非常重要。总的来说，这是强调了尊重人格和人品的一种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