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有一种忧患意识，其由来非常久远。这是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探讨的一个问题：忧患意识，这个思想表现在对于国家命运、社会治乱、人民休戚的关注，表现为对于人及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关注。这些年，人们常常讲“终极关怀”。中国史学家这种对于人和人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命运的关注，可不可以说也是终极关怀，还有什么超过这个关怀的！这里，我又要讲到司马迁，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盛世。司马迁是一个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伟大的史学家。《史记》这部书，写出了秦汉之际历史的大变化，那么一个强大的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楚汉战争中，那么强大的项羽为什么失败，弱小的刘邦集团为什么最后取得成功，建立了汉朝？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面，在有关的本纪、世家、列传里面，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司马迁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我们有许多《史记》研究者说司马迁的哲学了不起，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了不起，司马迁的法律思想了不起，等等，说了很多。文学界就更不要说了，他的传记文学怎么了不起。这当然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强调说，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最大的贡献是详细地写出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以致我们到今天还不能忘记这些历史经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仔细想想，讲到秦汉之际的各种著作，讲到秦汉时代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们就看秦汉之际的那段历史，搬上文艺舞台的有多少？因为史记太深刻了，司马迁写得太精彩了。司马迁在汉武帝盛世的时候，没有用他的史笔过多地歌颂盛世，而是在盛世之下看到了危机，非常了不起。我说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有良心的史学家，就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不仅有见识，还有胆识。司马迁指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宗室是皇帝的家族，争于奢侈，互相以奢侈为荣，住的房子，坐的车子，穿的，用的，都超过他们应有的等级。还有三个字：“无限度。”这样一个社会怎么行呢？故司马迁得出一个结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7]他是在汉武帝盛世时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认为汉朝前途是很令人担心的。我们知道，汉武帝的晚年，通过反省，下了罪己诏，汉武帝以后，西汉就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这里我们要说明什么呢？史学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反映了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关怀。当然在那种时代，这种关怀是和他对于朝代的关怀，对于皇朝的关怀是一致的。我们很难要求他把对皇朝、对社会完全分开。我们不要过分地要求古人。这种忧患意识，在以后许许多多的史学家那里都反映出来。我讲到了唐代史学家吴兢，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玄宗由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候。他写《贞观政要》这部书，是强调现在要把天下治理得好，不要说学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了，就把本朝太宗皇帝那时的做法好好坚持下来，就能够振兴。吴兢已经看出唐玄宗时的政治形势在转变了。我们读《贞观政要》这部书，也是看到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也是在盛世的情况下看到了危机。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贞观政要》后来被历朝的统治者所重视，包括少数民族统治者，比方说，辽、金、元，契丹族的统治者、女真族的统治者和蒙古族的统治者，都把它翻译成本民族的文字，认真研读。《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主要反映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讨论治国安邦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代人才群体对于治国安邦的考虑。第一篇叫“君道”，末了一篇叫“慎终”，善始慎终，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