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的批判，只是通向实际生活的大门。同作为神学家的鲍威尔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没有把眼睛只是盯住宗教，而是关注着最紧迫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把眼光转向尘世生活，首先碰到的就是关于出版自由问题。这是当时德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它反映了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之后，矛盾更为突出。在德国，争取出版自由成为争取一切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都将成为泡影。但我们在这里着重探讨的不是政治方面，即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制度，抨击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趋向，而是哲学方面，即马克思在论述出版自由的立论根据中所反映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观点。
自由问题，是任何一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己统治权的过程中必然提出的普遍问题。但在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差异，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英国，更多地是从经济角度提出自由问题，如贸易自由；而在阶级斗争比较典型比较尖锐的法国，则更多地是论述政治自由。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资产阶级争取建立自己统治的革命口号。而在德国，自由问题被移入精神领域，变成了思维、理性、意识的属性，变成了一个认识论和伦理学的问题。虽然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观，曲折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但终究被限制在思维领域。
德国古典哲学就它的哲学路线说，不同于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但它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言，对英国和法国已经争得的自由还是向往的。因此自由的原则，同样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原则。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就把卢梭看成是“德国哲学的两个出发点”之一，认为卢梭的自由原则，“提供了向康德哲学的过渡，康德哲学在理论方面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27]。实际上康德是很怯懦的，他把自由与必然、道德法则和自然法则，作为依赖于经验的感性存在物的人同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对立起来，把自由问题限制在作为认识和伦理主体的人自身，把意志自由作为伦理学的第一个公设。他说：“如果没有……一种唯一有先天实践力量的名实相符的自由，则道德法则便不可能成立，因而也就不能依此法则诿罪于人了。”[28]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意志自由，人不是自由地遵循道德的呼声，那么道德律就失去了根据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