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对历史的看法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转变一样，对国家的看法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国家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就在于它反对神学国家观，力图从人的观点来看待国家。
从神的观点来观察国家的神权政治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处于支配地位。它们从神的旨意中引出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使命，鼓吹君权神授、教权高于政权、君主服从教皇。例如奥古斯丁在《神国论》中就竭力鼓吹这种理论。他把教会说成是神国，是上帝的王国，而把国家说成是世俗国家，认为神国应该高于世俗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上帝。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因此国家必须服从教会。皇帝的任务是替教会服务，保护教规和消灭“异端”。托马斯·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某些哲学原理同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融合在一起，鼓吹国家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起来的，它的治理原则和秩序都来自上帝；同样，人的自然法和人的实在法来自永恒的上帝立法，即反映神的自然法的要求。这种僵死的神学教条，蔑视人的尘世生活和合理的要求，把神置于人之上，并堵死了正确揭示国家的本质和起源的道路。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正如同哥白尼打破地球中心说，向神学的教条挑战，使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一样，用人的眼光观察国家，也是在社会领域中驱逐神学，力图使对国家问题的解释摆脱神学的羁绊。马克思是很重视这个转变的。他说：“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也发现了国家的引力定律：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还说：“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和其后的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格劳修斯，以及卢梭、费希特、黑格尔等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