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并把人类解放作为无产阶级伟大使命的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研究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是不满意的。虽然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畴，还是从资产阶级政治学提供的事实、材料和范畴出发，但他着力揭示经济领域中的异化现象，并力图找到能阐明政治经济学各个范畴的根本原则。这导致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观点的提出，当然有它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逐步形成的关于异化的理论，但马克思突破了它们的思辨传统，着眼于经济事实的分析，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解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有效武器。
在19世纪40年代，私有制问题是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无论是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到巴黎之前，在他评论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某些文章中，通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探讨已间接涉及这个问题；而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文章中，他明确肯定无产阶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财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退出《莱茵报》后在克罗茨纳赫钻研历史时，马克思对所有制及其形式对政治机构的影响的材料十分注意，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长子继承制的分析，对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关系作了某些论述。因此当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的存在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竭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立场是持反对态度的。马克思在关于萨伊著作摘录的评注中就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根本局限，指出：“私有制是政治经济学不予论证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私有者，而政治经济学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因而整个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基础上。”[1]